今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是继续由共和党的特朗普执？还是由民主党的拜登执政？由于美国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美国人的事情，它还是全球化下情景下众多国家也在关注的事情。
国际石油市场是与全球政治与经济局面变化联系最紧密的大宗商品，其中美国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每逢国际油价的大动荡，其背后必定有美国的影子。尤其是美国在2017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能源主导“列为美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战略布局之后，全球石油市场更加显现出了“美国烙印”的痕迹。
今年4月份，美国在协调欧佩克联盟减产分歧的这件事情上，特朗普利用美国的外交实力，促成了各产油国每日减产1000余万桶的历史性成果，有效的扭转了严重供大于求的市场局面，并为迅速走出超低油价奠定了基础。在解决这次各国因减产分歧的利益冲突中，美国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个体现美国强大影响力的“泛欧佩克”联盟已经初步形成。
可以预料的是，今后，国际石油市场中关于各产油国之间的产量分配问题、关于石油价格阶段性的走向问题、关于石油资源的进出口流向限制问题，也必将更多的刻上“美国烙印”。无论人们是否接受，美国已经带着石油美元的结算权力，带着日均千万桶的厐大产量，带着美国强权政治的力量进入了石油市场。这次疫情更是加速了美国“能源主导”全球石油市场的进程。
因此，此时我们关注11月之后美国政府谁来执政？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将倾向哪些政治与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将对石油市场基本面带来哪些影响？自然是预判今后石油市场大趋势时不可缺少的条件。
目前，从特朗普的执政取向与拜登的竞选纲领（或民主党人的执政理念）来判断，两党候选人可能有以下政策倾向，并相应对石油市场基本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一，两党对货币量化宽松程度以及对金融机构监管力度的政策取向不同，决定了油价中金融投机泡沫的大小；
其二，两党在支持传统能源开发或支持绿色能源开发方面的理念不同，决定了对传统石油进一步开发的支持力度以及美国石油出口的节奏；
其三，两党在对待伊朗制裁的态度不同，决定了油价中的地缘溢价成分的大小。
其四，两党在全球化推进中对贸易关税以及有关方面的策略不同，决定了包括油价在内资本价格的稳定程度。
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将倾向进一步货币放水与放松金融监管；将倾向继续支持加大传统能源的开发并积极加快石油的出口；将倾向于继续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的制裁，客观上形成了中东地缘溢价的常态化与供应缺口；将倾向与各国进行关税战并频繁引起包括油价在内的资本市场动荡。特朗普这些政策倾向，对于国际油价而言，大多表现为是重要的利多因素，这也是在今后3-4年间，有可能将国际油价再次推向历史高位的基本盘。
那么，3个月之后，谁的当选胜算更大呢？有一组数据也许有参考价值。这就是来自中国义乌的小商品订单数量。
据报道，义乌订单显示，在美国大选前的这三个月，来自美国的“应援”（应援：指民众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互动）订单几乎全是特朗普。这一现象很象2016年大选时的情景，那时候，90%以上的“应援”产品是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民调可能失误，媒体可能失明，但美国的小商品商贩们嗅觉很诚实。也许，今年的义乌订单有可能又一次成为特朗普选胜的先行指标。
从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看，义乌小商品的“应援”订单指向特朗普可以理解为是多数民意的反应。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条件下，当美国的资本及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找成本洼地的日子里，华尔街与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本土的传统产业却日渐空心化，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就业机会持续减少收入缩水。几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已表明美国的贫富差距已形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因全球化形成的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矛盾，造就了产生相应历史人物的条件，特朗普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特朗普当然没有能力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因分配不公平所产生的贫富问题，但是，特朗普宣称的让资本回流美国，让美国人重新获得工作；与各国大打贸易战，为美国产品打开流向全球的空间；毕竟让美国中下层民众感到了一丝希望。因此，特朗普只要“逆全球化”的言行继续存在，特朗普就会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但是，无论是共和党人执政，还是民主党人执政，美国的社会矛盾将迫使美国政治人物在全球化策略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全球化格局重组以及后疫情时代的作用下，全球石油市场基本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两党不同的政策取向，对石油市场基本面的重组而言，仅是调整的程度与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大的格局是，传统的石油贸易正在弱化，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石油市场将逐步让位于政府的意志；美国本国社会矛盾在在美国利益至上的旗帜下矛盾向外部转移，其中，一个带有“美国烙印”的石油市场正在加快形成；美国再次采用美元货币超发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由金融投机泡沫吹起的高油价时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